安倍的货币战

安倍的货币战

黑风衣，长围巾，软绒礼帽，日本副首相兼财相麻生太郎2月15日一早从成田机场出发，前往莫斯科参加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这身装束引来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调侃，称麻生一身“黑帮大佬”的打扮。　　作为日本最显赫的“公子哥”，麻生对时尚的讲究在日本政界出类拔萃。不过，前往莫斯科的“黑帮”打扮，似乎潜藏着麻生单刀赴会的决心——莫斯科会议之前，海外舆论充满着对日本掀起新一轮“货币战”的指责，麻生此行被认为是重任在肩。　　16日，当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时，麻生长出了一口气。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虽然呼吁各国不应竞相贬值本币，但对日本没有指名道姓。躲过一劫的麻生心情大好。当日本记者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问，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是什么？麻生阴阳怪气地表示，最大的成果是日本媒体煽风点火的“货币战”没有得到与会人士的共鸣。　　密切注视莫斯科会议结果的日本政界和市场也都松了一口气。会前屏气观望的东京外汇市场再度活跃，日元迎来新的一波下行走势。　　“日本制造”的货币战争　　日本究竟有没有掀起“货币战”？只看结果，答案是肯定的。　　最近三个月，日元对主要货币的贬值幅度之大，令做空日元的市场投机者心花怒放。2012年11月14日，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之际，日元对美元尚在79比1的水准，此后日元一路走跌，近期最低到了95比1，下跌幅度达15%。大致同期，日元对欧元跌幅近20%，对韩元下跌约18%，对英镑下跌约15%。　　作为准国际化货币，日元的下跌如果完全由市场决定，谁也无可厚非。但是，此轮日元大幅贬值，基本属于“安倍经济学”的政策诱导所致。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上任后，提出克服长期通缩的三个主要对策，也就是安倍经常挂在嘴边的“三支箭”，即大规模财政出动、超宽松货币政策、成长型产业复兴。为吸引眼球，谙熟大众传播的日本政府人士和媒体效仿“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的说法，把这套实际混合凯恩斯经济学、伯南克“直升机”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杂烩，美其名曰“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支撑“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其实就是超宽松货币政策。从逻辑看，大规模财政出动旨在通过政府投入短期刺激经济，以便在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制造景气向好的氛围。1月15日，安倍政府通过总规模达13.1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但是，公共支出意味着日本政府将追加发行国债。以上述补充预算案为例，为确保预算执行的财源，日本政府将追加发行5.211万亿日元国债，预计2012财年日本新发国债将达52万亿日元，大幅超过前民主党政府作为国际承诺设定的44万亿日元的新发国债上限。　　新发国债，意味着国债信用度可能下降，存在引发长期国债利率上升、国债价格暴跌等严重隐患。为避免市场出现这一情况，安倍政府希望日本央行能从市场持续购入国债，以消化新发国债。安倍之所以一再施压央行追加货币宽松措施，恰恰出于一箭双雕目的，既能通过央行消化国债支撑财政出动，又能诱导日元贬值，为日本出口产业复活创造有利竞争条件。　　为达到这一目的，安倍政府轮番使用了“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以修改《日本银行法》限制央行独立性为要挟，逼迫坚守正统央行职能的日本银行总裁(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就范，引入了2%的通胀目标和“无限期”购入资产计划。以此为标志，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基本与美联储看齐。

莫斯科会议前后的“通货外交”　　日本政府诱导日元贬值目的明确，但手法有时显得拙劣。　　日本发起“货币战”之所以甚嚣尘上，与日本政府高官赤裸裸“口头干预”汇率不无干系。比如，安倍首相官邸的经济智囊、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在公开场合一再示意，理想的日元汇率应该在95~100之间。市场闻风而动，日元骤然走低；以致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不得不出来“灭火”。 莫斯科会议前，国际舆论对日本发起“货币战”的质疑不断升温。　　1月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名道姓对日本政府货币政策表示不安。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言时说，安倍政府主张的货币宽松政策将使全球市场流动性过剩，他对此非常担心。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乌留卡耶夫表示，日本新政府的金融政策非常具有保护主义色彩，日元的急剧贬值可能成为新一轮“货币战争”的导火索。　　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重合度高的韩国对日元贬值更是不安。韩国央行行长金仲秀示警，如果日元汇率大幅下跌冲击到韩国出口和实体经济，韩国央行将采取干预措施。　　美国汽车业界对日元走低给日本汽车带来的竞争优势充满警惕。由通用汽车等三巨头组成的美国汽车政策会议1月针对日本政府诱导日元贬值的货币政策，要求奥巴马政府采取对抗措施。这一在美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游说团体在声明中指责说，重掌政权的日本自民党政府通过日元贬值牺牲贸易对象国的利益，为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反复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美国政府应该明确对日方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政策，否则将采取对抗措施。　　随着莫斯科会议临近，日本舆论开始出现“通货外交”的说法。瑞穗实业银行外汇部经济学家唐镰大辅在日本财经类媒体上撰文指出，日本政府对外宣称干预日元汇率旨在修正日元“汇率过高”，但从国际决算银行公布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看，日元最近在向“汇率偏低”的方向移动，如果日元贬值到1美元对90日元以上水准，会引来围绕汇率的“外交问题”。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则认为不存在“通货外交”问题。他强调，只要日本政府没有进行实际的汇率干预，日本央行没有直接购入外国债券，就能免于汇率操纵的指责。　　转折点出现在2月12日，也就是莫斯科会议前夕。七国集团财政和央行行长举行会议并发表紧急声明，核心内容是各国的金融政策应着眼于国内经济问题，不应以汇率为目标。　　这一紧急声明内容耐人寻味，虽然点出货币战的可能危险，但并没有对日本点名道姓，其实质是日美欧西方阵营在汇率问题上以进为退，主动提出汇率话题，避免新兴经济体在莫斯科会议上主导汇率问题。声明内容对莫斯科会议的联合声明定下来基调，设定了对汇率问题的攻击限度——即不上升到“货币战”的高度。可以说，七国集团对日本政府诱导日元贬值的暂时容忍立场，已经表露无遗。　　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在12日，美国财务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布雷纳德公开表示，美国支持日本政府克服通缩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这被日本视作美国为“安倍经济学”背书，是日本“通货外交”的胜利。　　“货币战”的地缘政治色彩　　如果把日元换成人民币，在三个月内对美元、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贬值10%以上，可以想象，中国将会被西方大骂。美国国会恐将重新祭出“货币操纵国”的大棒。但对于日元贬值，美国等为什么会采取姑息和容忍态度呢？将原因仅归于西方的“双重标准”有失笼统。想当初，日美贸易战炽烈时期，美国有过强迫日元升值的历史。

综合观之，当前美国等容忍日本政府对日元汇率的操纵，有四方面原因。　　其一，美国和欧洲自身的货币宽松政策均为全球货币战的始作俑者，七国集团的各央行几乎无一不在宽松货币，如果指责日本政府通过货币放水诱导日元贬值，容易受到日方反唇相讥。在日本国会听证期间，麻生太郎就曾表示，美联储能这样做，欧洲央行能这样做，为什么日本不能？　　其二，西方阵营尽管内部有矛盾，但在G20莫斯科会议上需要统一立场应对新兴经济体阵营，以主导会议议程，而指责日本将给新兴经济体提供攻击口实，从而引火上身。　　其三，G20会议前，由于2月22日日美首脑会晤在即，美国需要卖日本一个面子，不让汇率问题干扰日美首脑会晤，也以此换取日本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议”(TPP)加入问题上的让步。　　其四，“中国因素”在内的地缘政治战略考量。德意志证券公司(日本)前首席投资顾问武者陵司指出，如果奥巴马政府真想对日本施加压力，以日元贬值为核心动力的“安倍经济学”云云马上灰飞烟灭。美国当前容忍日元贬值，深层根源在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考量，即美国仍需要在经济实力上足以抗衡中国的日本。　　美国这一地缘政治考量在2012年8月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发表的《第三次阿米蒂奇报告》中表露无遗。由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主笔的这一美国对日战略报告强调，出于维护亚洲稳定秩序的需要，日本不能沦为二流国家，“像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美国一样，美国同样需要强大的日本”。　　日本对美国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2月22日安倍访美期间唯一一次公开演讲即安排在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主题是“日本回来了”。安倍在演讲中誓言，日本绝不会沦为一个“二流国家”。　　亚行研究所经济学家邢予青告诉记者，从贸易角度看，日元贬值对韩国、德国冲击较大，因为韩国和德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与日本类似，特别是韩国，此前依靠韩元贬值取得的对日电子产品竞争优势将被大幅抵消。而对中日贸易来说，日元贬值未必都是坏事，由于中日出口产品互补性强，日元走低意味着日本在中国的制造基地将获得更多出口优势，产量有望增加，从而也有利于带动中国相关出口和零部件供应产业。　　日元贬值第二季　　日元引发的货币战争远未结束，第二季正在掀开帷幕。其标志将是日本央行新行长的诞生。　　现任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和两名副行长将于3月19日同时退任。按常规，日本政府会于2月底之前决定新的人选并提交国会批准。根据安倍的要求，新行长的人选标准是全力配合政府克服通缩的政策，持续推动超宽松货币政策。根据日本媒体透露出来的信息，现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将是下任央行行长的最有力人选。　　现年68岁的黑田东彦曾长期担任日本财务省主管国际金融事务的财务官(副部长)，2005年起出任亚行行长，现已进入第二个任期。黑田长期呼吁央行应加大货币宽松力度和引入通胀目标，在金融政策方面十分对安倍胃口。黑田的另一优势是，在国际金融界人脉宽广，在日本面临货币战指责的风口浪尖，黑田非常适合央行行长的“国际公关”任务。　　安倍金融政策智囊、前日本央行审议委员中原伸之2月21日在自民党举行讲座，提及了日本央行加大货币宽松力度的若干选项。包括：将每月1.8万亿日元购入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规模扩大到3万亿日元；两年间每月购入1万亿日元外国债券；公开市场操作购入对象的债券到期期限从1~3年内扩大到5年内；取消0.1%的付利；废除纸币发行余额不得超过长期国债持有余额的“日银券规则”；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对象从利率转向央行存款。

日本媒体则指出，日本央行一开始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取消金融机构在央行准备金超额部分的“付利”。根据规定，日本金融机构必须在央行开户存储一定金额的准备金，对于超过额度的准备金，央行向金融机构支付0.1%的利息。这意味金融机构只要把钱存在央行，就能取得0.1%的收益率，当金融机构在市场上无法确保获益的投资产品时，就倾向于把钱放在央行生利。付利实际上也构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外贷款的利率下限。如果取消付利，一是有助于银行积极对外放款，二是有助于降低整体贷款利率水平。　　2月18日，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作为金融缓和手段，可以考虑让央行卖出日元购入外债。但是，这一做法事实上是央行直接干预日元汇率，有悖G20会议精神。根据G20会议上的声明，各国金融政策应瞄准国内物价稳定和景气恢复，不得用于汇率操纵。而央行购外债与刺激国内经济几乎不存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可能。　　安倍发言再次引起市场震荡。第二天，麻生急忙代表政府发言否认央行购入外债的选项。安倍在后来的国会听证中也降低了调子，声称目前的汇率水平不需要动用这一手段。　　邢予青告诉记者，倘若像媒体事先猜测的那样，由黑田接任白川方明，黑田可能会迅速推出力度更大的货币宽松措施，比如将原定2014年开始的无限期购入国债提前实施，由此日元可能出现新一波贬值。　　日元贬值是把双刃剑　　日元贬值真能提振日本经济吗？2%的通胀目标能达成吗？　　对于掌握日本经济命脉的贸易和消费看，日元贬值都是双刃剑。　　日本财务省2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日本出现1.6294万亿日元贸易赤字，创1979年1月有贸易统计比较数据以来单月最大逆差额，也是日本连续7个月出现贸易逆差。而在2012年全年，日本出现创纪录的6.9273万亿日元贸易逆差额，已经连续两年出现贸易逆差。　　日本对外贸易中，其产品出口大约6成用外币结算，而进口近8成用外币结算。因此，当前的日元贬值一方面企业出口业绩出现改善，但在另一方面，以美元等外币结算的支付成本也在加大。目前来看，日元贬值对改善日本贸易收支的效果有限。　　市场人士认为，鉴于核电重新启动的日程不明确，燃料进口负担居高不下，贸易赤字长期化可能性较大。　　日本贸易收支今后能否改善，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状况、“安倍经济学”效果、日元汇率走向、核电等能源政策、日本参与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日关系能否缓和等诸内外因素。仅靠日元贬值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当前安倍政策重点方向就是多管齐下，改善日本贸易收支状况，一方面通过日元贬值促进企业出口，另一方面通过重启核电、寻求采购美国廉价天然气等降低进口能源成本。同时，通过推动日欧EPA谈判、中日韩FTA、TPP等自贸区建设为日本产品出口开拓新的贸易空间。　　从内需角度看，日元贬值趋势确立后，加上明年4月起日本消费税率的提高，确实刺激部分居民提前进行房地产等大宗消费。目前，日本不动产市场开始热潮涌动，正是这种需求提前释放的反应。　　日元贬值后，燃料和生活用品等进口成本持续走高，假以时日，将推高消费物价水平。但在日本社会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整体需求不足的趋势不会逆转，通胀更有可能导致资产泡沫，而非实际消费需求。　　从最终逻辑关系看，大规模公共支出和货币宽松政策都是为了日本实体经济复兴和政府财政改善争取时间。“安倍经济学”能否奏效，关键在于日本产业能否如愿复苏。如果景气恢复，政府税收和国民收入上升，日本国债的市场压力将有效缓和。但是，如果景气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日本央行实际上成为政府发行国债的印钞机，不排除出现日本国债信用度暴跌、通胀失控等严重后果。　　日本制造的货币战争是否将引发日本制造的债务和金融危机，恐怕这两年就能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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