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的第三支箭

安倍的第三支箭

6月24日安倍内阁发布了其新成长战略的内容，主要包含了事前期望值很高的企业法人税率下调和年金基金机构改革，有舆论认为这是安倍射出了第三支箭，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去年让市场失望的方案修订版。日本主流媒体的调查发现正面评价和不满这个方案的读者大约各占一半，评论说这就像所谓的半杯水理论：杯子里有半杯水和杯子里只有半杯水，同样的事实，站在不同的立场得到的感观也是不同的。但无论日本民众对此评价正面或负面，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这个方案本身只是半杯水。　　事前《华尔街日报》就分析安倍的改革多半是个中途半端的方案，虽然安倍在当选后在欧美不同场合强调其改革决心，但除了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外，安倍像是拿了根凿子在日本经济的某个细小部位磨来插去，远称不上大刀阔斧真正的改革。安倍当初向全世界作出的承诺是要把日本经济的成长率提升到美国的潜在成长率接近的水平，这是日本经济过去20年来的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因此不能不说其野心勃勃的目标和中途半端的措施有着很大的距离。

实际上，就在安倍新改革方案出台宣布逐步降低法人税率的当天，《日本经济新闻》就报道日企的内部留存(利润剩余)在2013财年末(2014年3月末)同比增加12%，达到历史最高的304万亿日元，而资产方的手头现金高达153万亿日元，持有的债券和股票也有23万亿日元。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只要企业的国内税负减轻劳动成本下降，这些利润剩余就能转化为设备投资带动GDP增长潜力的上扬，本栏也曾经分析日企内部留存既丰厚也脆弱的一面，但对于日本的消费者和企业股东而言，工资水平和企业分红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企业利润留存增长的情况下，可能在今年10月迎来第二轮消费税率提升，而企业将确实享受更低的法人税率但并不确定把资金投回日本国内，这无疑是一种讽刺。　　日本企业的国内回归问题主要涉及到是外向型制造业，但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它们尽可能的把生产放在靠近消费市场的地方，这不仅仅是税负的问题。早在小泉改革时期，以夏普为代表的部分日企就很自豪的以龟山制造为口号展开过国内回归，错过了彻底改革的机遇，未能适应全球化竞争环境的结果是几乎破产，而日本知识界和舆论却更愿意去批评另一个方面教材—索尼美国式改革的惨败。实际上日本民众主流的意识更加倾向于积极改革的经营者，像日产汽车的科恩作为一个外国人拿着远远超过其他日企经营者的年薪(10亿日元)，相对于日产困境，媒体和互联网上的各种冷嘲热讽不绝于耳，但让主流媒体大跌眼镜的是，今年股东大会上只有极少数的股东对此出现微词，他们对科恩的批评和期望都集中在如何把日产的股价推上1000日元，人心所向可见一斑。　　根本而言，安倍政府以及日本的知识阶层都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改革框架提案，至今也没有梳理出日本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因此无论是税率还是GPIF问题，均是个案而不涉及到日本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当然日本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共有的麻烦。在雷曼危机后，各国都积极地通过财政金融两面的刺激措施应对景气后退，但正如《华尔街日报》指出的那样，现在各国面临的难题都是劳动人口增加钝化和劳动生产性低迷此类结构性问题，日本的困局并非隔岸观火可以一言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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