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价格体系的乱象说明了什么呢是嘛

铁矿石价格体系的乱象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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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近30年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最终还是瓦解了，转而代之的是季度定价机制，而与此同时，月度定价，甚至现货定价、指数定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铁矿石定价周期短期化已是大势所趋。掉期交易、铁矿石期货等金融产品的逐渐盛行使得未来铁矿石价格的大起大落将成为常态。目前，纷繁复杂的定价方式充斥于全球铁矿石交易市场，其价格体系的混乱加大了钢厂对成本的控制难度，也让本已扑朔迷离的钢材市场更加令人难以捉摸。那么，当前铁矿石价格体系的乱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笔者试在此对其略做分析。

铁矿石长协谈判机制始于1981年，铁矿石供应商和消费商经谈判确定一个财政年度内的铁矿石价格，双方则依照谈定的价格在一年内执行，其他供应商与消费商均需跟随此“首发价”。根据历年传统的谈判习惯，国际铁矿石市场分为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并分别确定亚洲价格和欧洲价格，欧洲主要以德国为用户代表，亚洲市场主要以日本为用户代表，中国在2003年开始加入铁矿石长协谈判。不同的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定价机制，欧美日基本是协议定价，中国则存在两个市场，协议矿市场和现货矿市场，这也是导致国内铁矿石倒卖现象严重的主要原因。

从近几年铁矿石长协价的变动情况看，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粗钢产量的快速增长，全球铁矿石供需格局逐渐由松转紧，铁矿石价格的波动幅度也远大于以往，中国的加入更使得每年的铁矿石谈判日益艰难。正是基于铁矿石供需格局的这种转变以及价格波动幅度的日益扩大，同时考虑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经历了近几年铁矿石年度谈判的阵痛之后，三大矿山终于在2010年打破了传统了年度定价机制，开始实行季度定价机制，并逐步推行现货定价机制。而与此同时，国际投机资金也看准了此次变革带来的机遇，纷纷推行铁矿石掉期交易、铁矿石期货等诸多金融产品，铁矿石价格金融化趋势不可避免，其价格体系愈发混乱，有可能同样沦为金融资本的玩物。

铁矿石价格长协体系崩溃的背景（纵向原因）

从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实体创业平台而言史前进的步伐来看，全球钢铁产业格局的变迁必然会伴随着铁矿石定价体系的转变。在1960年以前，全球钢铁业巨头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1880年以前英国是第一大钢铁产量国，1880年-1960年美国成为全球的钢铁巨头，20世纪60年代之后，亚洲国家纷纷崛起，钢铁业的发展进入苏日时代，这也是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始于日本的主要原因。在当时的背景下，年度定价机制对双方都有利，对主要买方来说，日本原材料资源贫乏，年度定价合同有利于稳定货源与钢厂的生产计划；而对于卖方而言，当时三大矿山也处于发展阶段，年度合同能够使其在年初就获得银行的贷款，有利于其快速发展。

在日本钢铁业快速崛起的同时，中国钢铁业也在悄然发展，并在进入21世纪之后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迅速跃居为全球第一大粗钢产量国，并且远远大于第2名至第4名的产量，截至2009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的47%，占据了半壁江山。全球钢铁业格局的如此变化埋下了铁矿石年度定价体系瓦解的种子。中国铁矿石市场与欧美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存在两个市场，即协议矿市场与现货矿市场。在2004年以前，铁矿石现货交易虽存在，但规模小，而且价格低于长协价；而在2004年之后，现货市场规模逐渐膨胀，到2009年交易量已超过3亿吨，占中国铁矿石总进口量的60％，并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长协矿和现货矿的价差逐步凸显。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铁矿石现货价格一落千丈，远远低于当年的协议价格，大量中国钢铁企业开始千方百计拖延进口长协矿，转而购买价格更低的现货矿，国内钢厂与三大矿山之间的矛盾逐渐开始显性化。同年，力拓也打破了“首发价-跟随”的惯例，在淡水河谷谈定首发价后，争取到了更大的涨幅。2010年，铁矿石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谈判双方僵持不下，近几年来积累的问题终于集中爆发，持续了近30年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瓦解，三大矿山也就铁矿石定价“长协改短约”形成统一战线，可以说，铁矿石定价机制转变的偶然性中存在着必然性，新的全球钢铁业格局需要新的铁矿石定价机制与之相匹配。

铁矿石价格体系呈现乱象的根本原因（横向原因）

决定价格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供求关系，而全球铁矿石市场供求格局的不均衡，注定了其价格体系不可能像原油类大宗商品一样处于完全竞争的态势。供给方的垄断地位决定了三大矿山对铁矿石价格具有较强的操控权，而需求方的相对分散决定了其弱势地位。

从供给方来看，2009年全球铁矿石产量达到22.13亿吨（湿吨，原矿表1 不同碳类材料结构介绍），其中淡水河谷、力具有更强的可塑性拓、必和必拓分别占比16%、10%、7%，扣除中国生产的8.8亿吨原矿（基本在国内消化，出口很少），还剩余13.33亿吨，这其中三大矿山占比超过50%，可见三大矿山在产量上占有绝对的控制权。再从与铁矿石谈判价格密切相关的全球铁矿石贸易量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三大矿山的铁矿石出口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一度逼近6亿吨，占全球海运量的比例最高也逼近70%；2009年，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钢厂部分违约等诸多因素，三大矿山纷纷压缩了其自身产量，导致这一数值与比例有所减少，但依然没有改变其垄断的地位。供给方的强势决定了铁矿石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被供方操控，以使其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相比于如此强势的供给方，需求方则显得十分弱势。2009年全球粗钢产量为12.197亿吨，第1大公司安赛乐米塔尔的粗钢产量仅为0.732亿吨，占比6%，第2大河北钢铁集团仅为3.3%，全球前20大钢厂的粗钢产量合计也只占40%，可见集中度相当低，尤其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更是分散，无法形成统一战线，在铁矿石谈判中也就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

而作为目前铁矿石需求量最大的中国，不同市场之间各方利益的不一致使得需求方更类似一盘散沙。由于每年进口铁矿石的数量有限，为了防止国内钢厂抢购国外铁矿石哄抬价格，导致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政府法规禁止了大部分中小钢企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进口贸易权，后者不能从铁矿石供应商那里直接采购，只能转而向拥有进口权的国有巨头采购。这一限制不仅赋予了近两年来国有巨头与铁矿卸荷时石供应商的谈判能力，更为他们创造了用长协价购得的矿石以国内市场现货价转售给中小钢企而获取差价的机会。同样也因为这一点，不同集团代表利益的不统一使得从2008年开始供需方纷纷出现打破传统惯例的现象，最终导致了长协机制的瓦解。随后三大矿山借此纷纷推出季度定价、现货定价等各种定价方式，以此来进一步削薄国内钢厂的利润，反正定价权最终还是在他们手中，铁矿石价格混乱的局面被打开。

全球大宗商品金融化趋势恐不可避免

任何一次价格体系的变革都少不了金融资本的搅局，此次铁矿石定价“由长转短”也不例外。从表面看，虽然铁矿石进口国是在和铁矿石供应商谈判，但是，铁矿石进口国真正的幕后谈判对手却是国际金融炒家。早在2003年，摩根大通、汇丰等国际金融资本就持有了必和必拓、力拓公司的大量股份，而在每次谈判敏感期，这些所谓的国际投行都会频繁地出报告预测铁矿石价格会大幅上涨，为已经乱象丛生的铁矿石市场推波助澜，其意图不言而喻。

在此次铁矿石长协机制瓦解之后，国际投行更是推出铁矿石掉期交易等诸多金融衍生产品，并且，这些衍生品的交易标的还是铁矿石到岸价。本来三大矿山对铁矿石离岸价格已经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了，现在加入波动较为剧烈的海运费价格，未来铁矿石价格将进一步沦为投机资金炒作的对象，而中国钢厂目前在金融资本运作方面的经验尚显不足，未来在铁矿石价格上的话语权有可能进一步丧失，对国内钢铁生产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应对策略

加大海外寻矿力度。日本之所以对铁矿石涨价能够泰然处之，主要还在于日本钢铁公司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早在40年前铁矿石行情还很低迷的时候就开始了全球铁矿石资源战略布局。中国要想与三大矿为所有益益相干方创造可延续的价值山形成制衡的力量，就必须加大海外寻矿的力度，除了在澳大利亚、巴西等传统铁矿石产地投资之外，还可以到南非、印度等地进行投资开发，只有加大国内钢厂海外权益矿的比例，才能在未来铁矿石频繁涨涨跌跌中更好地控制自身的成本，立于不败之地。

进一步提高国内钢铁行业的集中度。国内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过低导致钢铁产能在钢价上涨阶段会盲目释放，产品结构性过剩是国内钢铁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同时，产能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导致了对铁矿石进口的无节制，这也是中国每年铁矿石谈判节节失利的主要原因。因此，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是我国长期并且艰巨的任务。

优化出口钢铁产品结构。提高出口钢铁产品的附加值，减少低附加值钢铁产品的出口也是抑制铁矿石进口的手段之一。如果一直甘于做“世界工厂”，那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钢铁强国。与其进口高价铁矿石，再出口附加值较低的钢材产品，何不直接禁止这些产品的出口呢，这样就能从源头上解决部分问题，国家此次对部分钢材品种出口退税的取消恐怕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全面推进铁矿石进口代理机制。日本欧盟等国能够坦然面对铁矿石谈判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实行的是铁矿石进口代理机制，钢厂只需专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而将铁矿石进口谈判等事项都交由具有进口资质的企业来处理。一方面可以免除利益代表不一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统一对外的采购格局，增加在铁矿石谈判中的话语权。

学会利用铁矿石衍生产品。既然铁矿石金融化趋势不可避免，那我们就要学会去适应它。虽然这些金融产品很大程度上容10分适合动态疲倦实验机液压系统的工况易被投机资金所操控，但只要我们充分了解和掌握它，就可以合理利用其进行套期保值等，日本目前也开始研究铁矿石掉期交易，可见只有顺应潮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